以假伤情鉴定致他人被刑事追究应如何定性

刘华

一、基本案情

（一）案情简介

2010年1月27日，村主任马进某因管理村集体事务与村民杨琴某（女）发生争吵引起厮打。双方均受伤，马进某住院治疗期间，村支书马金某和马进某商议，觉得杨琴某受伤肯定要闹事，马进某是为集体的事与杨琴某打架，要赔钱太冤枉。只有马进某的伤情比杨琴某重，才能镇住杨琴某。于是，马进某想到邻村亲戚韩生某几年前干农活时腰椎滑脱至今未愈，马金某打电话叫韩生某到医院顶替马进某拍摄X光片，起初韩生某不同意，经马金某再三劝说，遂由马金某去医生处开具马进某拍片单，韩生某顶替马进某拍片，得出马进某“腰5椎体滑脱”的诊断结论。后由村委、乡政府先后主持打架双方调解均未达成协议。杨琴某将打架一事告到派出所，派出所要求打架双方作出伤情鉴定，2010年5月25日，公安局法医根据顶替拍摄的X光片报告单、医院住院病历以及临床检查将马进某所受损伤鉴定为轻伤，杨琴某为轻微伤。2010年9月16日公安局以杨琴某为嫌疑人将案件立为刑事案件，2010年10月12日，检察院根据公安局移送的证据材料批捕杨琴某（未执行）。

2011年9月，马金某与人闲聊中透露拍假片一事，被杨琴某知晓，杨琴某申请重新鉴定马进某伤情，2011年11月28日，经省公安厅鉴定：马进某的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。公安机关遂马进某、马金某、韩生某以涉嫌诬告陷害罪立案侦查，并移送起诉。

（二）办案经过

该案由陇南市武都区公安局侦查终结，以马进某、马金某、韩生某涉嫌诬告陷害罪移送陇南市武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。武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武检刑诉（2012）68号起诉书将马进某、马金某、韩生某以涉嫌诬告陷害罪向武都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

（三）最终处理结果

2012年9月3日，陇南市武都区人民法院以（2012）武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：马进某犯诬告陷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；马金某犯诬告陷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；韩生某犯诬告陷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执行。

三、主要争议问题

对马进某、马金某、韩生某三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：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，马进某、马金某、韩生某的行为构成伪证罪。《刑法》第305条对伪证罪的规定是：在刑事诉讼中，证人、鉴定人、记录人、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，故意作虚假证明、鉴定、记录、翻译，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。马进某、马金某、韩生某合谋，故意用假X光片及诊断结论，骗取轻伤鉴定，意图掩盖真相，陷害杨琴某，导致杨琴某受到刑事追究，故应以涉嫌伪证罪追究三人刑事责任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：马进某、马金某的行为构成诬告陷害罪，韩生某的行为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。马进某、马金某主观上有诬告陷害杨琴某的故意，客观上实施了伪造伤情，骗取伤情鉴定，进而导致杨琴某受到刑事追究的一系列行为，符合刑法关于诬告陷害罪的规定，应以诬告陷害罪定罪处罚。韩生某在案件中受马进某、马金某指使，帮助二人伪造证据，导致杨琴某受到刑事追究，符合《刑法》第307条规定，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，应予定罪处罚。

第三种意见认为，三嫌疑人不构成犯罪。虽然三嫌疑人的行为涉嫌诬陷他人，导致他人被追究刑事责任，有较大社会危害性，但既不符合诬告陷害罪主客观要件，又不符合伪证罪主体要件和客观要件，基于罪刑法定原则，三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，宜作为治安案件施以行政处罚。

四、处理理由

（一）马进某的行为不构成伪证罪。首先，三人不具有伪证罪主体资格。按照刑法关于伪证罪的规定，该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，仅限于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诉讼参与人，即刑事案件的证人、鉴定人、记录人、翻译人。本案中，马进某系打架一方当事人，非无利害关系的证人，马金某、韩生某更不具有伪证罪所指主体资格，以伪证罪定性，显然混淆了该罪主体要件与诬告陷害罪主体的区别。其次，按伪证罪定罪，混淆了与诬告陷害罪在犯罪客体上的区别。伪证罪通常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正常活动，而本案中三人的行为不仅仅破坏了正常的司法活动，更重要的是侵犯了杨琴某的人身权利（导致杨琴某被刑事追究），表现为侵犯客体的双重性。因此，更符合诬告陷害罪的客体要件。第三，伪证罪是在刑事诉讼中发生的，即从立案侦查后，审判终结判决生效时为止的诉讼全过程中作伪证。三嫌疑人伪造证据的行为发生在刑事诉讼之前，而非之中。换言之，正是三人合谋伪造的伤情结论才导致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，故定伪证罪于法无据。

   （二）马进某、马金某构成诬告陷害罪，韩生某的行为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。

诬告陷害罪，是指捏造犯罪事实，向司法机关或有关单位告发，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，情节严重的行为。1、马进某、马金某二人具有诬告陷害他人的主观犯意。对本案马进某、马金某二人主观情况的判定，应注意其在案情各阶段、全过程中的变化。起先，马进某、杨琴某互殴后，马进某、马金某二人合谋作假，其先前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杨琴某受到刑事追究，而只是为了“镇住”杨琴某，防止其闹事，其主观上并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诬告陷害的直接故意。但此后案情的发展，使得二人具备了诬告陷害罪所要求的直接故意：即杨琴某没有被“镇住”，反而将马进某告到了派出所。面对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，二人认识到了他们出具假证据的行为，会使杨琴某受到刑事追究，却仍继续一意孤行，隐瞒真相，提供假证，致使杨琴某被错误立案、错误批捕，且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未说出真相，其意志的坚定性十分明显，故二人具备了诬告陷害他人的直接故意。

2、二人客观上实施了诬告陷害的行为。诬告陷害罪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必须向国家机关或有关单位告发，或者采取其他方法足以引起司法机关的追究活动。这里的“其他方法”可以包括一切足以引起司法机关对被害人追诉的方法和手段，并不仅仅局限于口头或书面的报案材料。本案中，马进某、马金某伪造假伤情后，并未主动告发，而是杨琴某主动控告后，马进某、马金某采取了相对于杨琴某告发行为的“反告发”的方法，用假伤情欺骗司法机关，从而引起司法机关对杨琴某的刑事立案、刑事批捕。笔者认为，本案中马进某、马金某采取的这种“反告发”的方法，应当属于本罪客观方面所要求的“其他方法”的类型，符合诬告陷害罪的客观行为表现。

3、侵犯了双重客体——他人的人身权利和正常的司法秩序，且情节严重。马进某、马金某伪造假伤情，骗取伤情鉴定，实施“反告发”的行为，致使司法机关对杨琴某错误立案、错误批捕，不仅侵害了杨琴某的人身权利，同时又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，应当以诬告陷害罪严肃追责。

4、马进某、马金某符合诬告陷害罪一般主体的构成要件。

此外，韩生某在案件中受马进某、马金某二人指使，主观上具有帮助马进某做假证的故意，客观上实施了顶替拍片的行为，但因其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，故仅应以《刑法》第307条第2款规定的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，较为妥当。